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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处楼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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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类型： |
住宅 |
| 所处地段： |
密云区 - 北五环 |
租售方式： |
出租 |
|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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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情况： |
豪华装修 |
| 面积： |
8 M2 |
楼层： |
当前66层/共60层 |
| 价格： |
3元/月 |
付款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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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
微信bk4392 |
联系电话： |
微信bk4392 |
| 信息有效期： |
长期有效 |
发布时间： |
2020-05-11 21:48 |
| 信息来源： |
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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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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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报记者 陈妮希
“1.9元的袜子包邮”、“5.9元手机壳包邮”、“2.9元六支蜡笔包邮”……2020年的消费品市场上，杀伤力格外强劲的“武器”，就是这些几块钱的新品成了爆品。
为什么电商平台上的“爆品”能有不可思议的超低价格？ C2M模式被带入大众视野，这种号称无中间商、无差价的工厂直供商品，以不断刷新消费者的价格底线姿态迎来逆势增长，为工厂找到了更精准的出口。
“借助于阿里数字化力量赋能，首次实现了线上销量大于线下的情况。”做了十几年手机壳生意的吴嘉源和长江商报记者交谈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以往市面单价几十元的商品，在电商平台上价格虽被压缩至个位价还包邮，但收入却比以前更高了。”
在单价几乎对半“砍”的情况下，荷包却鼓起来，甚至毛利还上升了，这是如何做到的？
价格如何降下去？
压缩环节，降低成本
事实上，手机壳的制作并不复杂，几乎是门槛最低的制造行业。只要确定手机壳采用什么材质，然后根据手机壳形状做模具，选择工艺（注塑），贴上牌子（有时连牌子都不用贴）就能拿到市场上销售，吸引着一波又一波人投身手机壳市场。
尤其是智能手机时代，iPhone 4发布以后，个性化的定制手机壳成了智能机的标配，市场俨然成了商业“蓝海”，甚至有人传言“网上手机壳卖得最好的那个人开上了保时捷”。彼时，手机壳市场一度呈现出“疯长”的态势，华强北很多卖山寨机的商家都转型去卖手机配件，吴嘉源就是那个时候进入了这个火热市场。
“那还是十几年前，市场上做手机壳的工厂很多，大都是批量生产后直接批发再到零售市场。虽然竞争也有，但市场需求量大，不少小工厂赚到第一桶金后，迅速扩充生产线，争分夺秒去抢市场。”在生产手机壳之前，吴嘉源一直在从事电子产品销售，成立了深圳市联合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从贸易转行到生产，在那个年代似乎并没有特别难，吴嘉源也顺利从销售员变成总经理。
时光推移，电子产品重头戏从pc端进入移动手机端，吴嘉源工厂的手机壳也卖得风生水起，甚至还见证了手机时代的变迁，从诺基亚、索尼等老牌巨头掉队，到苹果、三星手机的平分天下，再到华为、小米的逆势崛起，以及OPPO、ViVo的奋勇直追。手机市场的领跑者在变，不变的是手机壳生意的红红火火。吴嘉源的手机壳生意从投入几十万、一天能生产三四千个，逐步演变成一天出货量能达到五六万个，还与央视、王思聪游戏战队合作过定制款。
然而，2017年末，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亮起“红灯”，进入2018年，手机市场规模增长明显放缓，苹果、三星、华为、小米、OPPO等巨头交出的成绩单都相对保守，手机壳销量受到直接影响。“可以明显感觉到，前几年入行的人在增加，尤其是2016年至2018年之间，行业进入井喷期。然而去年手机壳销量增长也出现放缓，库存挤压明显，行业快速进入洗牌期，很多小工厂都倒闭了，有不少在这行做了十几年的工厂都转行做其他了。” 吴嘉源说。
产能超过需求的情况下，流水线还不能停，人工成本还得支付，如何快速找到更多的用户？吴嘉源将希望寄托在线上。“电商平台将新的增长点放在下沉市场，这一块正好是我们也需要寻找的增量市场。” 2019年初，阿里巴巴向吴嘉源提出合作C2M数字化工厂方案，二者一拍即合，在当年的四、五月份就借助阿里后端供应链的数字化升级，和开通前台天天特卖的流量入口，并且效果立竿见影。
在淘宝上，一个手机壳5.9元就可以包邮，买的越多价格越便宜，甚至一再打破行业价格底线，最低可以做到活动价的时候单个手机壳2.9元包邮到家。如此低的价格是如何做到的？在和长江商报记者交谈时，吴嘉源多次提到，C2M数字化全套解决方案，说到底其实就是用了各种“方法”，将效率提升至最大化，生产成本降到最小化。
所谓C2M，即先有客户定制需求，工厂再接单生产。该模式是基于“工业互联网”背景下，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通过生产线的自动化、定制化、节能化、柔性化，按照客户的产品订单要求，设定供应商和生产工序，最终生产出个性化产品的工业化定制模式。
这种用户驱动生产的反向数字化生产模式，有效缓解了库存压力的同时，也提升了生产效率。比如哪款产品卖得好需要补货，补充生产这个产品大概需要多少量、多长时间，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提前预测，而不像以前，等到货卖完了才反应过来，错过了最佳销售期。
反应速度提高对于生产工厂而言就意味着周转率提高，可以集中力量生产热卖单品，并及时调整市场策略，降低卖得不好的产品生产量。“以前备货至少需要一个半月，就是不好卖的至少也得半月有余，卖不掉的都成了库存。接入C2M后，效率提升了至少30%以上，备货时间缩减到基本上提前一周就可以了。”按照吴嘉源所述，相应的，生产成本也在递减。
而且，数字化从源头起，减少了中间商赚差价，再一层层向下压缩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成本，市场售价也随之有了进一步降低的空间，最后在电商中呈现出来的价格低到令人惊叹。
爆款背后是否有利可赚？
单月销量上万甚至超十万
有人说，这是“裸价”。一个几元钱还包邮的东西，利润岂不是越来越少？可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净利润降低的背后，工厂的毛利却比以前更丰厚了。
最大的秘诀，还得靠自有品牌商品在线上的卖爆。“在行业价格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就要靠量来拉动营收和利润增长。” 吴嘉源向长江商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市面上几元就可以包邮的手机壳比比皆是，如果一个手机壳的净利润是一元，每个月成交量只有几百或者几千元，还要拿来支付库存、人工、场地、管理等费用，将很难存活。相反，一款爆品的销量基本上单月的销量都在万件或者10万件以上，如此计算净利润最少也是万元或者10万元起步的，在此基础上，若是效率提升、成本降低，毛利自然就高起来了。
手机壳是个生命周期很短的行业，基本上每个季度都有新品推出。而且市场上手机壳具有个性定制化诉求，无论是样式、材质、颜色等都需要及时跟上潮流，才有消费者愿意买单。“去年有个爆卖的单品一天就销售出19万件，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相当于以前销量最好的时候半个月之和，是行业里非常少见的销售奇迹。” 在吴嘉源看来，之所以能够大卖，数字化功不可没。
以前，吴嘉源所在的工厂虽然已经小有名气，曾为包括王思聪的游戏公司在内的等多家品牌打造过定制化手机壳，但真正出爆品的机率只有20%。“在接入C2M模式之前，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经验以及生产的产品销售情况来判断市场变化。和阿里合作后，除了前台带来的流量，还可以通过大数据了解到整个行业的消费趋势和用户需求，把握时下最流行和最受欢迎的元素，实现更精准的定制化生产，如今打造一个爆款的机率已经提升至50%。”
并且，手机壳的消费人群上至老下至小，几乎全覆盖，不同阶层的人对于产品的喜好都不同。根据C2M模式有效预判市场趋势，合理安排库存，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针对四、五、六线下沉市场消费者，能够有效拓展新客，并实现销量在C2M数字化改造前5倍增长。
“有一次，我们出了一款红色的tpu材质手机壳，在新年迎来销售旺季，几乎卖断货。就在工厂准备扩充红色tpu材质手机壳生产线产能时，大数据提示消费喜好的变化，近段时间牛油果的绿色顺应了消费者对于春夏清凉的喜好，成为流行色，有望成为新的爆款，于是我们提前对牛油果色进行了设计和生产，产品一经上市就迅速得到了市场喜爱。”
长江商报记者进入吴嘉源所在的工厂淘宝店“乐地数码专营店”，印入眼帘的就是各类柔韧性好的tpu卡通软壳系列，在五彩斑斓的色彩搭配下，还配上了各种网红卡通图像，以及“很想休息……不……你没钱”“人生得意须尽欢”等流行语。记者通过销量排名搜索看到，多个单品的手机壳月销售量都已破万，其中销售最高的款式月销售过十万。
末端工厂如何活？
品牌商压价时有主动权
在和长江商报记者电话交谈时，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了，而这时吴嘉源才刚从工厂下班回到家。
手机壳生意越来越红火，连带着工厂所生产的数据线、usb电风扇也跟着受欢迎。“别看我们利润低，但是量大，生意可观。尤其夏天也到了，市场对于电扇的需求量正旺盛，我们也在加班生产，基本上在工厂一待就是一整天。” 尽管忙碌了一整天，时间已经很晚了，电话里吴嘉源的声音仍然充满了力量。
C2M模式在手机壳上的成功，也为吴嘉源所在的工厂带来了巨大的用户群体，为工厂进一步探索新的盈利增长点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过去，很多人会总将“定制”与“高端”联系在一起，认为其是私人的，为少数人服务的。实际上，C2M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商业模式，能很好地维持成本、质量和效率三者之间的相对平衡，让普通人低成本享受到“定制服务”。长江商报记者注意到，吴嘉源自己开工厂的两家淘宝店，粉丝分别有8万和33万，两家店累计起来的粉丝量超40万，流量自然不会少，生意也日渐兴隆。
不仅是手机壳制造商，一些产业链末端的生产工厂，都能借助电商C2M模式，从幕后走到前台。遗憾的是众多产业链末端的工厂进入市场几乎是零门槛，但这些年市场上却至今没有出现一家足以征服市场的品牌商。尤其是在巨大的市场面前，众多竞争者蜂拥而至，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低价路线造成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缺乏个性和品质，也就意味着缺乏核心优势。
“一个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工厂，在产品议价的面前，是很难有话语权。”同为制造业末端的生产上，江波（化名）的工厂主要为国内外床上用品品牌代工，他告诉长江商报记者，这个市场虽然运营成本低，但也不乏竞争者，为了拿到更多的订单，支撑资金回流和工厂运转，总会在价格上向品牌需求方妥协，最终产品虽销出去了，但利润却很微薄。
易观智库高级分析师赵悦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以前只做生产，是很难直接接触到用户的需求，被品牌方指着方向走。如今，C2M模式让工厂可以直面消费端，从而进一步提升运营能力。如此，在面对品牌商压价时，才能有更多的主动权，打消价格空间。”
过去十几年，工厂们都在为行业巨头生产商品，是实打实的服务商，而现在，它们被置入一个流量巨大的平台，每一件商品上架以后，它们的转化率、流量占比都清楚地体现在电商团队的业绩考核表中。这些反馈与数字会折返到供应链端，成为可参考的商品设计方向、清晰可见的消费者，最终都成为工厂们刺向垄断格局的一把利器。
在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陆峰看来：“制造业C2M模式服务的发展，得益于互联网在制造企业生产制造、物流仓储、市场销售等领域闭环应用，通过网络信息平台畅通了企业订单、制造、仓储、物流等环节信息流，提高了信息流通速度，大大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使得企业能够跨越运营成本线，有能力开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服务业务。大大降低了企业库存风险，加速了资金流转效率，提高企业市场需求应对能力，使得企业更好地应对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
此外，4月22日，菜鸟供应链宣布了C2M战略，阿里系强大的物流体系，将以最低的成本，为源头工厂提供最全套服务，这意味着，未来C2M模式的商品在物流上还能再省一省成本。
如今，吴嘉源所在的工厂通常一天出货量能达到五六万个，其中，10%是东南亚的外贸，20%是通过经销商卖到欧美市场，剩下的70%做的也是国内电商平台的生意。
按照吴嘉源规划，依托于C2M合作优势，接下来还要提升产品的周转率，预计从每季度一个新品提升为每周一个新品，并且，两个新品里面就有一个是“爆品”。
C2M模式帮助厂家压缩各环节成本，提升效率。受访者供图
原标题：五个月内，这个省会城市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换新
来源：北京青年报
撰文 | 董鑫
5月10日，江西南昌有两项重要人事变动。
据中国江西网5月10日消息，吴伟柱已任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刘家富当选为南昌市政协主席。
此前担任南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陈德寿（出生于1959年11月）和南昌市政协主席周关（出生于1959年7月）今年均已年满60岁。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从去年12月底至今，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南昌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已经全部换新。
按调整时间由近至远来看。
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仕途仅在江西一地
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吴伟柱现任南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
他出生于1962年10月，江西庐山人，学习和工作经历都一直在江西。1981年9月从江西省九江师范普师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后，吴伟柱到星子县第二小学教书，并在星子县（该县已于2016年撤县设立庐山市）工作多年。
1990年，吴伟柱调任九江市纪委副科级纪检员，随后30年都在纪检监察系统任职，历任九江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修水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九江市纪委副书记。
2010年，吴伟柱跨设区市升任副厅，出任抚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9月，调任南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至今。
南昌市政协主席刘家富履新前任南昌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他出生于1963年8月，江西上栗人，学习和工作经历也都一直在江西。1982年9月参加工作后，他先后在萍乡市计委、萍乡市政府办公室、萍乡市轻化局工作，此后历任萍乡市芦溪县县长、莲花县委书记。
2009年，刘家富跨设区市升任副厅，出任南昌市副市长；2016年担任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刘家富曾因环保问题被问责过。
2014年3月至2015年6月，江西晨鸣纸业有限公司在未取得环评批复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建成二期项目。2017年11月16日，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下发的《江西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指出，南昌市政府、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失职失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刘家富（时任南昌副市长）党内警告处分。
中央和省委从大局出发调整市委领导
今年3月30日，南昌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吴晓军任南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吴晓军出生于1966年1月，江西泰和人，与吴伟柱、刘家富一样，他的学习、工作经历也均在江西。
吴晓军早期在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工作，2003年任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2006年任鹰潭市委常委、副市长，后任江西省发改委副主任。2013年，吴晓军出任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晋升正厅级，次年10月重返江西省发改委，担任主任。
2017年3月，吴晓军晋升副部，任江西省副省长，2019年9月入列江西省委常委。
此前担任南昌市委书记的是殷美根，他出生于1963年8月，仕途也仅在江西一地，曾任九江市市长、市委书记。今年3月27日，殷美根已出任江西省副省长。目前江西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殷美根为排名第一的副省长。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在上述南昌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出席并讲话。
刘奇强调，南昌是省会、是龙头，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核心龙头作用，引领带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是南昌最强的担当、最重的使命。
他还指出，这次南昌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是中央和省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南昌市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中央和省委对南昌市委领导班子建设的关心和重视。
四位“一把手”中一位跨省调任
在目前南昌市的四套班子“一把手”中，只有代市长黄喜忠为跨省任职。
2019年12月26日，时任广东清远市市长黄喜忠跨省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提名南昌市市长；同年12月30日，南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任命黄喜忠为南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黄喜忠出生于1969年11月，是广东普宁人。1993年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电气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到调任南昌之前，他一直在广东省工作，曾任佛山市禅城区区长、顺德区区长，佛山市副市长，佛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清远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顺德区曾有“最好的农村，最差的城市”之称，公开报道中，当地曾被新华社曝光有污水直接排放问题。黄喜忠担任顺德区区长期间，开展了“美城行动”，并多次赴一线环保执法。
在黄喜忠调任南昌前一天，原任南昌市市长刘建洋调任福建省莆田市委书记，那也是刘建洋首次跨省任职。
刘建洋出生于1966年4月，江西省莲花县人。自1981年江西省交通学校公路与桥梁专业毕业后，他一直在南昌工作，先后履职南昌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副处长，南昌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局长，南昌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建委主任、市长助理，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南昌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务。
2016年10月，刘建洋出任第18个国家级新区赣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跻身为正厅长级干部；2018年5月，他任南昌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赣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资料 | 中国江西网、澎湃新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