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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有效 |
发布时间： |
2020-05-11 1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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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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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业先发优势已经失去。
回顾证券业发展历程，深圳券商从诞生起就迎来高光时刻。20年前南方券商势力强盛、雄踞一方。10年前，经纪与投行业务位居全国榜首。如今深圳当地券商江河日下直至掉队，已经失去当初敢闯敢拼的勇气。
究竟是从业者失去乘风破浪的热血，还是背后资本错失行业发展良机？在国家再三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否把握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区”建设战略机遇，将券商作为战略资源加以珍惜和重视，这已然事关深圳证券业发展的关键。
深圳券商整体实力落后
一度被称为“券商一哥”的南方证券，当年恐怕无论如何都想不到25年后成为一家异地券商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业务被分拆、牌照被出售、人员被分流。
创立之初就位于国内证券行业金字塔尖，南方证券是少数几家注册资本高达10亿规模的券商，各项主要业务指标多年位居业内第一。然而“传说”最终还是从深圳手上流走。
在特区热土留下“传奇故事”的还有民营券商——大鹏证券，公司一度创造大鹏效应，营业部成交量6周内从第350名冲到深市第一名。
此外，还有经纪、投行、研究业务齐头并进的联合证券，以及有“小中金”之称的汉唐证券，然而这些公司在昙花一现后，都被区外资本收入囊中。
长城证券总裁李翔回忆表示，当年深圳券商数量在全国占比非常高，同时经纪业务市场份额、托管资产、经营业绩、投行项目情况等要明显领先。
所向披靡的局面在十年前仍有延续。据深圳证监局统计，深圳券商2010年后经纪业务市场份额多年来稳居全国第一；投行业务增长迅速，股票主承销家数前5名均为深圳公司。此外，深圳券商家数、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名列全国第一（注：上述统计均含中信证券）。
与10年前甚至20年前叱咤风云的成绩相比，如今的深圳证券业，已被京沪地区券商甩得越来越远，自身业务发展也日益乏善可陈。
根据Wind数据对各券商2019年业绩统计，具有上海国资背景的东方证券营业收入排名第七，连续两年挤入前十。作为深圳国资券商的代表——国信证券营收规模排第十一，连续两年掉出第一梯队，令人唏嘘。
不仅综合实力落后，深圳券商在多个单项业务上也逐渐失去话语权。Wind数据显示，曾因“银证通”做强经纪业务的国信证券，股基交易额2005年至2011年一直排名前五，但近5年已经掉至第八、第九。
投行业务方面，在创业板业务刺激下，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曾在首发（IPO）市场三足鼎立，并催生了华南五虎。但2018年起格局生变，北京地区券商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成为“新三大天王”。
深圳证券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鹏表示，深圳券商长期以轻资产业务为主要盈利来源，对专业化要求相对较低，且表现为市场空白期发展迅猛，市场饱和期后劲不足。当证券行业处在从“通道类中介”转型到“专业型投行”的阶段，创新型业务将为券商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专业型人才不足是券商发展创新型业务的桎梏。
股东支持不力
“我们要发展，我们的资本金不够”、“如果给我200亿资本金，我就能把交易型投行做起来”、“现在就是没有钱”。谈及发展规划，中山证券董事长林炳城一方面胸有成竹，另一方面因被净资本掣肘颇有不甘。
限制券商业务规模的直接原因是净资本不足。2016年《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出台，确立由风险覆盖率、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及净稳定资金率四大指标组成的新证券业监管参数体系。
2019年，深圳地区净资本最高的招商证券才487亿，在行业也仅排名第九。国信证券掉出前10，净资本才400亿。而京沪地区大型券商资本金至少500亿以上。剔除最高值中信证券，北京地区的银河证券、中信建投，分别有690亿、540亿净资本；上海地区的国泰君安860亿、海通证券729亿。
三地券商净资本实力差距显而易见，这直接决定了券商之间的竞争力。李鹏表示，深圳券商资本规模不足，业务转型缓慢。
在林炳城看来，深圳本土券商的股东，尤其是国有资本，并没有抓住机会及时给券商补充资本金。“京沪两地国有资本对券商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深圳，尤其在券商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国有资本发挥了很大作用。”
股东的支持除了体现在净资本补充上，还包括战略定位、资源倾斜。据证券时报记者梳理，有近1/3深圳本土券商为央企背景，比如招商证券、长城证券、安信证券、英大证券和五矿证券等就属于此类。而在央企版图下，券商可能仅被当成一个支持部门，管理团队别说独立决策，甚至还要受央企限薪等制度约束。
即使是民营金融集团，也未必重视券商板块，中国平安集团对平安证券的定位就是鲜活案例。平安证券作为平安集团传统金融业务其中一个板块，主要听从集团战略安排，与其他板块形成有效配合。
“关键角色”缺席
业内人士认为，在深圳证券业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在关键时刻缺席。
前述提及的2019年券商营收排名中，上海国资背景的三家券商齐列第一梯队，代表着上海证券业发展整体向好，有市场人士解读这与当地政府多年支持密不可分。
2000年初爆发的证券业危机，上海本地券商因熊市巨亏，其中申银万国以28亿亏损额位居榜首。上海市政府摸底排查后决定出手扶持，首先降低券商融资成本，比如帮助推进增资扩股和发债计划，鼓励券商股东给予长期借款；第二减少企业成本负担，如适当减免税收；第三支持券商大力发展业务，如鼓励申报创新业务。
同时期的深圳，却一家家券商倒下。南方证券与大鹏证券破产清算；汉唐证券被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大鹏证券经纪业务及31家营业部被长江证券有偿接收，投行业务被国信证券整体收购。
原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表示，上海市政府关键资源的给出能力特别大，在关键阶段群聚资源支持券商。胡继之回忆，在2003年~2005年行业危机中，上海动用政府资源救券商，“深圳的券商主要靠自救，但很多券商还是没了。”
在综合治理后，深圳本土券商继续流失。2006年，彼时还是区域券商的华泰证券入主联合证券。10年后，前身为南方证券的中投证券，被中金公司吸收。
即使是今天，上海国资依然还在继续扩张自身的证券版图。今年3月，民生证券增资扩股，上海国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与此同时，民生证券计划将注册地由北京东城区迁至上海浦东新区。
林炳城认为，对于证券业，政府采取的措施应有别于其他行业。“金融行业一定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要充分认识到券商这种机构背后的战略意义，特别是现阶段，在行业底部时政府最好能介入。”
申港证券投资银行资本市场部总经理邓舟表示，在新一轮证券业并购整合趋势下，深圳本土券商仍然有机会，但这需要国资股东及经营团队的支持。“他们实际上有实力并购其他券商，这是能快速做大规模的有效手段。”
发展软环境亟待优化
事实上，深圳在发展证券业上不是没有先天基因。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一批批证券领域开拓者曾在深圳创造了许多奇迹。
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此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内地第一个证券市场能够在深圳破土而出，归功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大气候，要感恩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热土的培育。
眼下，随着时代发展，科技已成为深圳另一重要标签，深圳正打造全球知名的金融科技创新之城。但细究金融构成，银行保险在体量上仍占据重要位置；创投机构与小额贷款公司规模虽小但颇有活力，不计其数；证券业如今无论是体量还是数量，地位尴尬，影响力小，极易被忽视。
地位越弱势，越难发挥影响力，造成恶性循环。而资本与人才是证券业发展的两大核心，如何完善证券发展环境，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是深圳重塑证券业中心迫在眉睫的问题。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是券商设立子/分公司的主要选择地。比如，国金证券在上海设立5家分公司，分别涉及自营、承销保荐、资管、投资咨询、互联网证券。湘财证券、华福证券及深圳本土券商华鑫证券将自营分公司设在上海。
前国元证券董事长蔡咏表示，证券公司要想发展，资金、人才、信息交换很重要，而这些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蔡咏回忆，国元证券当年投行和研究所成立之初设在上海的原因就是为了人才。
深圳金融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肖志家认为，上海优势在于金融市场完备性和开放水平，拥有证券、货币、金融衍生品等全套交易场所和市场，是中国最大的证券、保险、期货、外汇和黄金交易市场。此外，还有外资金融机构实力较强、金融国际知名度较高等优势。这些业务为当地证券机构开发多样化的产品体系、开拓国际化业务打下好的基础。
北京则集中了金融监管机构、四大行为首的金融机构总部以及诸多大型央企总部，政策优势、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明显。同时，北京高校、科技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活跃，为IPO、债券发行提供大量储备资源，有力支持了北京券商发展。
肖志家认为，深圳优势在于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强大民营经济基础，再就是深交所的存在，以及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证券业开展跨境业务带来便利。
“深圳金融发展环境也存在多方面弱势。”肖志家认为，作为金融中心，持牌机构数量少于北京和上海，金融市场平台只有深交所。国际化程度不够，外资机构体量很小，还面临水土不服问题。另外，深圳生活成本高，空间狭小，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缺乏。
证券业发展
需跟上“三区”定位
深圳正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区”建设和定位，再次将深圳推升到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潮头。无论“三区”建设中的任何一区，深圳证券业当下的发展规模和实力，与国家对深圳的定位都很不匹配。
一个细节就可略见一斑。深圳证券业协会目前在国信证券大厦办公，只有半层楼，空间局促狭小，装修老式。记者采访时注意到，该办公区里一盏日光灯忽明忽暗，这样的办公环境与国家定位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难以匹配，倒让人有种时光倒流回80年代的错觉。
采访中，多位券商高管也介绍，地方政府对扩大直接融资的理解并不透彻，这导致运用直接融资手段较少，对券商潜在资源禀赋和潜力重视和利用不够。
李鹏介绍，地方干部寻求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时，基本以银行间接融资方案为主。“银行威风八面坐在对面，开口就是给出几百亿的资金；券商有的只能给10万，最多的也就几百万。这给地方干部直接印象就是，券商微不足道。”
李鹏认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形成，需要一个由直接融资主导的、对创新风险容忍度更高的金融市场的支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证券公司投行的专业性。证券业需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服务质量，以更有针对性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新科技企业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
这对机构个体而言是重大发展机遇，现代投行有望从深圳诞生。
林炳城认为，未来券商应拥有解决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中出现的疑难杂症能力，这是一项不同于IPO的非标准化业务，体现的是券商创新能力。
“深圳更适合率先诞生现代投行。深圳有创新精神，如何将创新在金融市场里实现，现在已有苗头。”林炳城表示，只有提高金融创新氛围，深圳未来才能吸引更年轻一代、优秀人才加入金融业。
“另一方面，深圳应加快建设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提高国际知名度，加强跨地区国际金融活动和业务。”李鹏表示，在“三区”建设中，深圳的金融和证券业还需要在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支持下，进一步探索如何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制度、跨境资本管制方面实现新突破，推动内外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实现更有效的互联互通。
肖志家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深圳证券业发展中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我们会酝酿就如何做大做强做优深圳证券机构开个座谈会，让大家集思广益。”
原标题：扶贫搬迁不足三成却谎报100%，贵州岑巩原副县长被免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11日消息，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8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其中，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政府党组成员、原副县长、生态移民局局长陈跃因工作怠惰，弄虚作假，对该县脱贫攻坚工作造成消极负面影响，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副县长、生态移民局局长职务。
通报指出，陈跃在负责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工作中，推动项目建设不力，在上报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数据时，明知工作实际进展与工作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却要求职能部门按住房主体建设完成率100%上报。
履职不力导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进度不达标
2019年7月，收到反映陈跃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工作中存在项目未按时完成和虚报工程进度的问题线索后，黔东南州纪委监委立即展开初步核实，发现陈跃在推进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工作中存在履职不力、弄虚作假的情况。随后，对陈跃涉嫌违纪问题予以立案审查调查。
调查组在对岑巩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进展开展调查后发现，该县2018年度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数为1324户5293人，规划用于安置易地扶贫搬迁住房共1324套。
按照贵州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2018年项目应于2019年6月底前全面搬迁入住。然而，截至2019年7月，岑巩县达到入住条件的安置房仅有584套，与任务数相差740套，工程建设进度缓慢，与“6月底前全面搬迁入住”的要求相距甚远。
对此，作为时任分管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副县长、生态移民局局长，陈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接受调查期间，陈跃就自己推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不力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检讨：思想认识不够，对易地扶贫搬迁入住工作的紧迫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督促落实工作没抓实；攻坚本领缺乏，对工艺复杂、班组配合等不利因素没有深入研究，发现工程建设出现滞后情况后，没能及时找到有效办法突破瓶颈；工作统筹不够，没有做到科学调配，对易地扶贫搬迁组织力度不够，工作督促督导环节薄弱。
上报项目进度、搬迁入住数据多次弄虚作假
除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不力外，陈跃还存在数据上报不实的问题。
在黔东南州生态移民局，州纪委监委调查组成员调取了岑巩县2018年度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住房建设情况统计表。
经查，2019年1月20日，在统计表“工程进度（按完成住房套数）”一栏中，岑巩县填报的数据为90.61%。然而，就在填报这一数据4天后，黔东南州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办公室到岑巩县进行现场督查，却发现岑巩县住房主体建设完成率仅为81.9%。
2019年5月10日，岑巩县上报完成住房主体建设1324套，完成率为100%。但从填报5天后州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办公室到该县督查的情况看，岑巩县还有4栋216套住房刚进入一层主体施工，且配套基础设施及外部水电施工尚未进场，督查结果与报送的100%完成量差距较大。
发现上述情况后，州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办公室先后三次对岑巩县下达了督办通知，要求该县围绕当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搬迁入住目标，加快工程建设，确保按期完成各项建设工作。但这些均未引起陈跃的重视。
2019年6月27日，陈跃明知易地扶贫搬迁上报数据与实际入住数据不一致，在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均要求据实上报的情况下，仍坚持虚报数据，再次上报住房主体建设计划任务数已全部完成。
然而，实际情况是，截至2019年7月26日，岑巩县达到入住条件的住房仅为584套，实际搬迁户和搬迁人数只占总计划的24.24%和26.17%，与报送数据存在较大差距。
黔东南州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人认为，“陈跃作为分管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副县长、生态移民局局长，违反政治纪律，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和上报数据过程中，存在工作推动不力，督促不到位，工作作风不实，明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要求据实上报数据的情况下仍虚报数据的问题，陈跃本人应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我的行为拖了全州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后腿，带来了不良影响，我对此深感愧疚，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厚爱。”陈跃表示，完全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此为鉴。”
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
当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时，易地扶贫搬迁便成为了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十三五”期间，我国计划对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4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求着力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扫尾、搬迁群众后续扶持、问题整改“清零”等工作，从严从实挂牌督战，确保“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圆满收官。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工程，是能够‘拔穷根’的有力抓手。这一过程中任务重、时间紧、标准高，容易出现政策落实不到位、进度缓慢、资金管理不规范、工程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张洪伟告诉记者。
今年4月24日，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了4起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其中，铜川市委副秘书长吴阳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盲目决策、履职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018年3月，时任耀州区委常委、副区长吴阳在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作期间，前期调查工作不深入，未认真研究制定购置工作方案，未做充分论证分析，违规将某棚户区改造安置项目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该项目还存在擅自使用750万元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建设专项资金、购置均价和人均面积超标等问题。对此，吴阳负主要领导责任。
“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往往表现在搬迁对象识别不精准，以及工程项目审核、监管不到位等方面。”湖南省郴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钟驭明告诉记者，“有些干部通过弄虚作假、伪造资料等方式，虚列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或在搬迁对象识别过程中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审核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到位，导致将不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搬迁范畴；相关部门在项目申报、检查验收等环节监管不力，导致工程建设进度滞后、工程质量不合格、扶贫资金被套取甚至侵吞。”
“易地扶贫搬迁中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源，在于个别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没有很好地将上级的安排部署与群众的实际诉求实现高度统一，做群众工作不深不实不细。”张洪伟表示，“说到底，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得不牢。”
在钟驭明看来，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少数党员干部漠视群众利益，工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履职尽责不到位，甚至对扶贫领域的“蛋糕”动起了歪心思，想尽办法以权谋私、优亲厚友、截留挪用、贪污侵占。“这些行为危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阻碍了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必须受到严肃处理。”
以案促改，强化精准监督
今年4月，黔东南州以“严明纪律作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为主题，召开全州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州委书记桑维亮表示，要充分运用反面典型，以案示警、以案释纪，促进全州上下坚决防止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以严明纪律、过硬作风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范省伟作反面典型案例通报，其中就包括陈跃履职不力、弄虚作假问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黔东南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脱贫攻坚中政治站位不高、弄虚作假、敷衍塞责、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476件492人。其中，对32起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在全州警示教育大会上进行了公开通报，让反面典型案例成为警示教育样本，实现查办案件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岑巩县委、县政府直面问题，利用县委常委会议、县政府党组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会、专题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及时传达学习有关精神，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深挖问题根源，从中汲取教训，明确整改措施。连续组织召开两次脱贫攻坚警示教育大会，强化以案示警。
在黔东南州生态移民局的督促指导下，岑巩县生态移民局督促施工方增加施工人员，加派施工设备，强化施工组织，使易地扶贫搬迁房屋全部达到入住条件。
岑巩县纪委监委开展“访村寨、重监督、助攻坚”专项行动和易地扶贫搬迁、“一折通”等专项监察，成立脱贫攻坚追责问责专班，及时高效查处扶贫领域突出问题。
经过全县上下奋力决战，今年3月3日，岑巩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多地纪检监察机关紧盯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结合各自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检查。
在贵州省铜仁市，纪检监察机关紧盯易地扶贫搬迁“收尾”工程，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方式，重点围绕项目批复验收、搬迁对象是否精准、资金管理是否规范、工程质量是否达标、搬迁后续服务是否到位等方面开展专项监察。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督，督促相关部门建立项目廉政档案，进一步压实各级职能部门工作责任，确保搬迁户全部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必须盯紧盯牢，露头就打。”张洪伟表示，“要把监督检查的功夫用在平时，依据‘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通过监督层层压实责任。同时，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苗头性问题，细化分解整改任务，逐项压实整改责任，立行立改，助力搬迁群众安居乐业奔小康。”
“我们将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此次通报为警示，坚持问题导向，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脱贫攻坚清障。”黔东南州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州纪委监委将持续加大脱贫攻坚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曝光力度，坚决抓住典型、严肃查处、通报曝光、强化震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来源：付筱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